“技术成果转化”的说法更为准确。科学与技术有联系也有区别
记者：有人提出，“科技成果转化”这一说法不够准确，您如何理解？
宋延林：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“认识世界，改造世界”。科学的任务是创造新知识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；技术的任务是“改造世界”，其任务是为人们提供新方法、新工艺、新产品。
说到转化，我个人理解主要是指技术转化，“技术成果转化”的说法更为准确。
成果转化过程本身有很多挑战。从样品到商品，要穿越两个“死亡谷”
记者：在局外人看来，技术成果转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宋延林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同样是创新，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目标就很不相同。前者是以发表论文、申请专利为标志，关注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创造性，强调的是 “第一个”，不考虑成本和生产的具体问题；而企业家的目标是满足市场需求，他关注的，是这个新产品能否批量生产、性能是否稳定、成本是否低廉。
因此，实验室技术要转化为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商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并要跨越两个“死亡之谷”：一是从技术到产品：实验室技术能否经得起批量生产的考 验，主要包括技术和产品标准的确立、规模生产稳定性和成本竞争力；二是从产品到商品：主要涉及用户需求、市场策略和商业模式等众多挑战。
很多企业不愿转化实验室技术。习惯于引进模仿，承接、转化能力偏弱
记者：常听到企业抱怨：科学家搞的玩意儿不灵。您怎么看？
宋延林：我想这主要与国内的企业现状有关。
通过产学研合作、由企业来转化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技术成果，是最有效、最普遍的方式，但这就涉及企业的生产习惯和承接能力问题。长期以来，我国企业大量依靠的是技术引进、跟踪模仿。绝大多数企业习惯的是花高价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，使用成熟的工艺、生产已有的产品。
除了生产习惯，还有承接能力的问题。由于缺乏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，企业承接转化实验室技术的能力普遍较弱，“不靠谱”之类的抱怨很正常。
要想摆脱来料加工、跟踪模仿的老路，需要科学家和企业家转变观念、各自往前一步走：科学家往“下”走一步，将实验室技术发展为工业技术；企业往“上”走一步，理解并帮助解决转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。
风险投资热衷于“无风险”投资，转化所需的大量资金缺乏来源
记者：融资难是不是技术成果转化的又一障碍？
宋延林：是这样。有一个说法，基础研究、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所需的资金比例，大约是1∶10∶100。这个说法未必准确，但说明成果转化是个烧钱的事儿。
克服技术转化中的各种风险，就需要大量的风险投资。成熟的风险投资，不光解决钱的问题，还会给企业带来相应的管理经验、市场渠道等，对成果转化不可或缺。
记者：我国的风险投资现状如何？
宋延林：可以说是非常缺乏。前几年由于国内投资房地产、矿产等垄断性、资源性行业赚钱更容易、更快，加上普遍存在的一夜暴富心态，多数投资者对难度 大、风险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敬而远之。许多号称风险投资的机构，主要盯在上市前的“无风险”项目和企业，真正需要风险投资的雏形技术很少能得到青睐。
记者：美国的风险投资是怎样的？
宋延林：美国的风险投资体系相当发达，可以说是“不怕没投资、就怕没技术”，有时候科学家提出一个有创意的想法，都可能会有人投资。在美国，风险投资家以投资高风险、高回报的技术为荣，失败了也不会有人笑话你。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。
层层审批，给成果转化戴上重重枷锁
记者：除了融资难，技术成果转化还有哪些制约？
宋延林：比融资难更令人头疼的，是目前的体制机制。
虽然国家一直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成果转化，在收益分配、股权激励、技术入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，但由于政出多门、手续繁杂，办事效率极低，实际效果不佳。
记者：能不能具体谈一下？
宋延林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实验室成果，是职务发明，属于国有资产。而一旦涉及到国有资产，麻烦就多了。
科技人员自己办企业也好，与企业合作转化也好，首先要求对技术成果进行价值评估，需要层层审批；评估结束后，还要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审批；如果想到国外上市融资，审批就更麻烦……
任何一次审批，都是持久战：你要向不同的主管人员耐心地汇报、说明、解释，他们听明白、同意了，还得“走程序”，“研究研究”、“讨论讨论”。这样繁 琐的程序极不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要求。高技术产业更是如此，一旦错过机会，再好的成果也会贬值。旷日持久的报批，不仅贻误商机，而且把科学家、企业家 搞得心灰意冷，投资方就更不用讲了。
如果科技人员没有足够的信心和毅力，天天去求人盖章、磨人办事，最后可能会被逼回到实验室。
记者：除了审批，还有什么事让科技人员烦恼？
宋延林：困扰科技人员的，还有技术发明的收益回报。
给技术发明人多大比例的利益分配，既事关他们的创新积极性，更关系他们在企业中的决定权、发言权，对成果转化的快慢、成败非常关键。
据我了解，美国非常强调发挥技术发明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。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，转让技术的收入扣除专利申请维持费用后，专利发明人可得到50%；公立 的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规定，发明人、学校和系所得的收益分配分别为40%、 40%、20%，而且不因发明人的退休、离职，甚至去世而改变。
其实，我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有类似的规定，但由于职务发明属于国有资产，这些规定到了某些管理部门那里，往往很难落实。国有资产管理中把技术类无形资产等同于有形资产，用统一的标准审批、处置，讨论来讨论去，最后都大打折扣，有的甚至不了了之。
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价值有很强的时效性，如果不能及时转化、一旦为新的成果所取代，就会迅速贬值，甚至完全失去应用价值、成为一张废纸。这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，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没人会为此担责。
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没有错，但无形资产毕竟不同于有形资产，有关部门应该区别对待，积极鼓励尽快将无形资产转化为市场价值。
过分求稳等社会心态，是成果转化的无形障碍
记者：比较中美的技术转化情况，还有什么突出的印象？
宋延林：我印象深刻的，是美国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的文化。比如：敢想敢干、甘冒风险，兼容并包、容忍异端，做事专注、不肯敷衍。尤其是文化的包容和对 创新、创业的宽容，吸引了全世界的杰出人才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——这是美国的创新能力领先全球的核心所在。
记者：相比之下，我国有哪些文化不利于创新创业？
宋延林：目前存在的求稳心理、暴富心态等，非常不利于创新创业。
创新创业不仅需要科技人才，还离不开相关专业的高素质人才；能否聚集各类高素质人才，是科技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。令人担忧的是，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的首选往往是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。与异常火爆的公务员考试相比，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吸引力明显差很多。
大学毕业生的这一求职倾向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分求稳的社会心态。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，都要冒风险，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变化和失败。目前社会上的 “求稳”现象还比较普遍：找工作要一劳永逸，投资要万无一失……如果凡事都不敢冒险，一味追求十拿九稳、安全可靠，还怎么搞创新？
与创新创业背道而驰的，还有“一夜成名、一本万利”的暴富心态。技术成果转化不仅风险高，回报周期也长，没有足够的耐心、持久的定力肯定不行。如果大家都想求“快富”、“暴富”，创新的苗子就缺少应有的土壤。
